1963年深秋，太行山腰的雾气弥漫，昔阳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提着马灯踩着石阶上坡，他对同行的青年说：“把这山啃下来，庄稼才能吃饱。”那时谁也想不到，这位识字不多的老农，十二年后会被请进中南海参加全国农业工作会，几年后退休还能享有与副部长级别相当的照顾，并在胡耀邦的亲自批示下迁居北京。

陈永贵生于1915年，出身佃农家庭，童年贫困与父亲早逝使他早早承担起生活重担。三十年代被接到大寨落脚，二战时期为八路军运粮送信、参加民兵，曾被日军捕获受刑也未泄密。1948年，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大寨地处坡陡沟多，产量低下。陈永贵带领社员炸石垒埝、修渠开梯田，硬把陡坡改成一层层平整田块，口号是“石头缝里也能长庄稼”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全队亩产从不足百斤逐步跃升，1960年代成为全国农业典型，媒体广泛报道，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称他“是真正的专家”，这一认可使他进入全国先进代表的行列。

1975年，全国人大会议前，周恩来亲自约见陈永贵，提出让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。陈起初推辞文化水平浅，周总理却认为“会种地就是本事”。随后他成为当时的副总理之一，五年间走访全国各地，深入基层调研农业生产。

但随着农村政策风向变化和改革呼声升高，陈永贵的“大寨经验”逐渐被边缘化。1980年他被免去副总理职务，随即返回昔阳，继续与乡亲们一起下地查墒、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。他在北京的待遇只领取基本工资，拒绝别墅和座车，参加省内会议常乘长途车与老乡同坐。

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未能入选中央，报到时仍填写“山西昔阳大寨”为单位。多年劳作引发的肺病反复，使他需要到北京就医。对于在京落户的提议，他起初推辞“不给国家添麻烦”。直到1984年，胡耀邦得知情况后指示：陈有功劳，应给予应有待遇，批准在北京迁户并一并解决家属安置。地方在做工作后，陈才勉强同意迁京。

入京时他仍是那身朴素的中山装，随身带着家乡自制的红薯干和豆面。分到的院落只有三间北房，妻子嫌冷，他却笑着说城里也能垒火炕；院中亲手栽下的杏树春开时香满邻里，仿佛乡间回忆搬到城里。组织为他落实了行政待遇、北京市户口，并为家属安排了住房、医疗和子女就业等实际保障，但陈家并未张扬这些优待：妻子在小院种菜，儿子在国企普通岗位上班，女儿在学校任教。

1986年4月，病榻上的陈永贵对儿子叮嘱自己“我是泥腿子，别替我摆排场”，随后辞世，享年71岁。按原副总理规格安葬，灵柩外出行列中有群众自发送别，几位曾到大寨学技术的农民特地将一把黄土撒入骨灰盒，寓意与土地不分离。

多年以后，大寨被列为国家级农村改革示范区，梯田依旧丰收，村口的陈永贵塑像仍戴着草帽、卷起衣袖，像当年一样立着。村民谈起他的退休与待遇，最常说的仍是：他最看重的，是年年丰收的庄稼。